上海某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诉上海沪剧院等侵害作品改编权纠纷案

时间: 2013-07-23 / 分类: 以案说法 /作者: / 浏览次数: /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2)徐民三(知)初字第4号

  原告上海某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某,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连晏杰,上海市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正宇。
  被告上海沪剧院。
  法定代表人茅某某,院长。
  委托代理人赵琳,上海市中信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罗某某。
  委托代理人陈某某,身份事项同下。
  被告陈某某。
  原告上海某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沪剧院、罗某某、陈某某侵害作品改编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1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2年2月15日、3月21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连晏杰、林正宇,被告上海沪剧院的委托代理人赵琳,被告陈某某(暨被告罗某某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某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诉称,《胭脂扣》系香港著名作家李碧华创作于1984年的经典小说,2008年,李碧华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胭脂扣》小说在大中华地区的著作权转让给了原告。2010年,原告发现被告罗某某、陈某某未经许可擅自将《胭脂扣》改编成了沪剧剧本《胭脂盒》并公开发表,并由被告上海沪剧院多次公开进行了演出。该剧本的改编显然基于原告的小说原著,甚至直接盗用主角的名字、小说的细节。被告在对外宣传时亦对《胭脂扣》作了负面评论,称原著阴气太重,而其改编的剧本正面阳光,提升了作品的内涵。原告认为,三被告未经许可擅自改编原告作品,被告上海沪剧院未经许可擅自使用原告原著的改编作品演出,均构成了著作权侵权,侵害了原告对涉案作品所享有的改编权,为此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三被告停止侵权,即被告罗某某、陈某某不得再刊登沪剧剧本《胭脂盒》,被告上海沪剧院不得再公开演出沪剧《胭脂盒》,三被告不得将《胭脂盒》沪剧剧本提供给其他演出团体进行演出;2、三被告在任何一个平面或网络媒体对擅自改编行为刊登道歉函,消除影响;3、三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4、三被告赔偿原告维权合理开支人民币5,000元(律师费人民币3,000元、公证费人民币2,000元)。
  被告上海沪剧院辩称:1、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受让取得了涉案小说《胭脂扣》的著作权,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2、《胭脂盒》是被告独立创作完成的新作品,并非《胭脂扣》的改编作品;3、沪剧演出系公益文化,入不敷出,不存在获利。据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罗某某、陈某某辩称,同意被告上海沪剧院的答辩意见。《胭脂盒》的创作的确受到小说《胭脂扣》、电影《胭脂扣》的触动,但同时亦是在参考其他作品基础上独立创作完成的新作品。另外,被告对《胭脂扣》的作者李碧华一直心怀敬意,《胭脂盒》与《胭脂扣》的比较属正常的文学评论,不涉及对原著的贬损,亦没有对原告产生不良影响。
  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1993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第18版《胭脂扣》(繁体版)的封面及版权页,2006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胭脂扣》(简体版)小说。欲证明李碧华是小说《胭脂扣》的作者以及小说《胭脂扣》的内容。
  第二组:李碧华出具的经香港公证的《版权转让证明》,李碧华与原告签订的《著作权转让合同》。欲证明原告自李碧华处受让取得小说《胭脂扣》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著作权。
  第三组:《剧本》2009年第12期刊登的《胭脂盒》剧本,《剧本》2009年第12期刊登的被告罗某某的文章《创作前的思考——沪剧〈胭脂盒〉剧本创意书》,上海沪剧院与罗某某签订的《合同书》,沪剧《胭脂盒》与小说《胭脂扣》相同与相似处对比。欲证明被告未经原告授权将小说《胭脂扣》改编成沪剧剧本《胭脂盒》,被告罗某某亦承认沪剧剧本《胭脂盒》改编自小说《胭脂扣》。
  第四组:原告法定代表人戴妍的邮箱网页打印件,被告上海沪剧院向原告发的致歉函,被告上海沪剧院向原告提供的《关于〈胭脂扣〉小说授权改编合同》。欲证明被告上海沪剧院承认未经原告许可公演侵权作品《胭脂盒》并向小说《胭脂扣》作者李碧华道歉,并欲和小说《胭脂扣》作者李碧华补签授权合同。
  第五组:2010年11月20日在逸夫舞台演出的沪剧《胭脂盒》门票,(2011)沪长证字第3697号公证书,(2011)沪长证字第3698号公证书,《上海戏剧》2010年第2期、2010年1月6日《解放日报》、2010年1月5日《新民晚报》、隔三差五学戏曲网、搜狐网、新浪网、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和上海市文物局政府网等媒体报道。欲证明被告上海沪剧院未经原告许可,公开演出侵权作品《胭脂盒》。
  第六组:原告与北京明和星和演艺经纪有限公司签订的《版权转让意向书》的复印件(未提供原件)。欲证明小说《胭脂扣》的版权价值不低于100万元。
  第七组:上海沪剧院的《胭脂盒》宣传手册。欲证明《胭脂盒》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第八组:《聘请律师合同》,律师费收费发票和公证费发票。欲证明原告为本案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三被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一、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
  二、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确认《版权转让证明》中李碧华的签字是真实的,而香港公证仅针对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也不涉及签字是否真实。不能确认《著作权转让合同》中李碧华的签字是真实的,且两份证据存在矛盾,《版权转让证明》附有期限,自2008年9月8日至2014年9月7日,而《著作权转让合同》对著作权转让没有期限限制。
  三、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作者对改编的理解和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改编存在差异,不能因为作者认为《胭脂盒》脱胎于《胭脂扣》就侵害了《胭脂扣》的改编权。《胭脂盒》剧本不同于小说《胭脂扣》,是被告独立创作完成的新作品。
  四、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上海沪剧院在发涉案邮件时虽主观上认为改编了《胭脂扣》,但该主观认知并不等同于侵犯了小说《胭脂扣》的改编权,实质上《胭脂盒》剧本并不构成对小说《胭脂扣》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改编。
  五、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不同媒体对部分演出场次进行了重复报道,而且有些演出是公益性演出,不存在获利。
  六、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没有核对原件,对真实性有异议。另外,该证据仅是意向书,而非正式合同,且将涉案小说改编为电视剧,与改编为沪剧差异较大,不具有可比性。
  七、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上海文化发展基金资助不代表存在实际收入和利润,实际上沪剧演出入不敷出才会有基金资助,而且《胭脂盒》的演出也不存在获利。
  八、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合理开支包括公证费,但不应包括律师费。
  被告上海沪剧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上海文化发展基金项目资助实施办法,欲证明基金会资助的宗旨是资助公益文化,沪剧属于公益文化范畴才受到资助,改编《胭脂扣》不是从经济利益出发,而是弘扬公益文化。
  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2009年度资助项目成果报告书,关于上海文化发展基金2009年度资助项目“沪剧《胭脂盒》”的专项审计报告。欲证明沪剧《胭脂盒》演出的总支出远远超过收入,至少亏损五十余万元。
  三、关于“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小说授权改编合同,欲证明同类小说的沪剧版本的版权转让费为五万元。
  原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一、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
  二、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主创人员稿酬共三十余万,占《胭脂盒》实际支出的较大比例,而小说《胭脂扣》的改编价格不应低于稿酬。报告仅是针对前三场演出的支出,很多成本在后继演出中不再发生,故后续演出应当有盈利。
  三、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小说改编合同的定价受很多因素影响,不具有参考价值。
  被告罗某某、陈某某对被告上海沪剧院的证据及证明主张没有异议。
  本院对原、被告双方的证据认证如下:
  一、对于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及其证明主张,本院予以采信。
  二、对于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于“原告自李碧华处受让涉案小说《胭脂扣》著作权”的证明主张予以采信。世界各地公证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原告提交的《版权转让证明》经香港公证,系针对原件与复印件一致的公证,虽不涉及该转让证明中李碧华的签名是否真实,然并不影响该公证证据的证据能力,其证明力应结合双方质证情况进行认定。结合《著作权转让合同》,两者均涉及原告自李碧华处受让涉案小说《胭脂扣》的著作权,内容基本一致,且均有李碧华的签字,被告虽不认可李碧华签字的真实性,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对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三、对于原告提交的第三组、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于“被告未经原告授权将小说《胭脂扣》改编成沪剧剧本《胭脂盒》、被告上海沪剧院承认未经原告许可公演侵权作品《胭脂盒》”的证明主张不予采信。理由在于:《胭脂盒》是否侵犯《胭脂扣》的作品改编权属于法律判断问题,不能因作者在对外宣传中涉及对《胭脂扣》的改编或承认系对《胭脂扣》的改编即认为在法律上侵犯了作品改编权。
  四、对原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于“被告上海沪剧院公开演出《胭脂盒》”的证明主张予以采信。
  五、对原告提交的第六组证据不予采纳。该份证据未与原件核对,亦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其系针对小说《胭脂扣》的电视剧改编、摄制权的独家转让,与本案亦不具有关联性。
  六、对原告提交的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及其证明主张,本院予以采信。
  七、对原告提交的第八组证据及其证明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亦可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八、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于“沪剧《胭脂盒》演出的总支出远远超过收入”的证明主张不予采信。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与上海沪剧院签订的项目资助协议截至2010年1月,也即报告中所针对的收入、支出情况系截至2010年1月《胭脂盒》在逸夫舞台首演三场之时,而在此之后《胭脂盒》又进行了几场商演和公演,其发生的成本与收入情况无法得以反映,故被告提交的该组证据无法证明《胭脂盒》的整体获利情况。
  九、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三不予采纳。该份证据系针对将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改编成沪剧舞台剧上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
  本院根据所采信的证据,结合当事人庭审时的陈述,查明以下事实:
  小说《胭脂扣》系由香港作家李碧华创作,首次出版时间为1985年1月,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发行。2006年1月,该小说的简体字版本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在我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该小说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的香港,富家子弟陈振邦迷恋红牌阿姑如花,因身份悬殊遭陈家阻挠,遂离家出走,但终因落魄的生活致心灰意冷,向现实折服,决定与如花分手,重回家庭。如花因爱生恨,吞服鸦片自杀,并要求陈振邦也一起吞鸦片殉情,暗地里以加入安眠药的酒毒害陈振邦。然陈振邦被家人所救,之后重返家庭。如花死后50年仍未见陈振邦鬼魂到来,于是返回人间,费尽周折寻找陈振邦,在得知当年陈振邦并未吞鸦片殉情后,绝望地丢弃了陈振邦送给她的定情信物胭脂扣,绝然地返回阴间的故事。
  2008年8月31日,李碧华与原告于上海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约定李碧华将其享有著作权的小说《胭脂扣》的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等著作权转让给原告,转让金额为人民币150万元。2008年9月8日,李碧华出具《版权转让证明》,证明于2008年9月8日起将下列作品版权,包括所著小说《胭脂扣》、《霸王别姬》、《青蛇》和《生死桥》等作品与所著小说有关的大中华地区一切版权及相关权利转让予原告。2008年9月8日至2014年9月7日期间,在大中华地区所有与李碧华上述所著作品有关的一切事宜均由原告进行操作执行。
  2009年1月14日,被告上海沪剧院与被告罗某某签订《合同书》,约定:上海沪剧院邀请罗某某将李碧华“胭脂扣”小说改编成沪剧舞台剧《胭脂扣》,同意罗某某在创作《胭脂扣》过程中带一名学生参与创作;改编的沪剧舞台剧《胭脂扣》剧本的演出权和使用权归上海沪剧院拥有,罗某某在三年内不得转让第三方;该剧的沪剧所有版权归上海沪剧院所有(包括音像制品等延伸产品),罗某某享有署名权和相关权益;上海沪剧院支付罗某某改编创作稿酬人民币七万元,并自该剧公演后第十一场起,按规定支付罗某某上演版税(演出收入扣除剧场场租费后的2%支付)。
  2009年第12期的《剧本》杂志刊登了罗某某、陈某某创作的《胭脂盒》剧本全文。该剧本分为人物表和六场分剧本,剧本最后系作者说明:本剧脱胎于李碧华小说《胭脂扣》,首演权已授予上海沪剧院。该剧本讲述了20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苏州评弹艺人如花女扮男装唱评弹,与富家子弟陈振邦情定终身,同唱评弹,遭家庭阻挠,后因发现如花与陈振邦的父亲曾有一段往事,两人的爱情不为时风所容,无奈之下,两人喝鸦片酒殉情自杀。不料陈振邦被家人所救,获救后与家庭决裂,一直化名陈笑侬隐身玉茗楼书场做杂役,默默忏悔。20年后,酷似如花的外甥女美眷遇到陈振邦并向他学艺,终化解了其忏悔情结,一起登台同唱评弹的故事。该杂志同期还刊登了被告罗某某所著的《创作前的思考——沪剧〈胭脂盒〉剧本创意书》一文,对剧本的创作作了进一步说明。该文第一部分系说明沪剧《胭脂盒》与小说《胭脂扣》的关系,其中写到:“《胭脂扣》是香港女作家李碧华的著名小说,上世纪90年代拍成电影,由梅艳芳、张国荣主演,影响深远。……原著描写发生在香港的一对青年男女的生死恋情:富家子弟陈振邦陈十二少迷恋烟花女子如花,遭家庭阻挠,二人遂服鸦片自杀。自杀前二人约定死后同赴阴间,岂料如花死后50年仍未见陈十二少鬼魂到来。于是她返回人间,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十二少,得知十二少当年服毒后被救,并没有按照承诺再度寻死,而是选择了苟活。如花很绝望,归还了当年十二少送给她的定情物胭脂扣,绝然下地狱去了。原著气息诡秘,冷艳砭骨,透出一股森森的鬼魅之气。但是它很唯美,很人性,也很都市化。只是原著对于人生和爱情的基本态度未免太过消沉。过于浓重的阴气和鬼气似乎都与今天的时代氛围和都市剧场不相应称,尤其对于今天的上海舞台,更是如此。为此,应在原小说的故事基础上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一面,扫荡鬼魅之气;另一面,输入健康乐观的人生态度。概言之,沪剧《胭脂盒》乃脱胎于李碧华的小说,不是简单的形式转换式的改编,而是由小说到沪剧的再创作。”该文第二部分系介绍沪剧对原著的主要改造,其中写到:“沪剧《胭脂盒》对小说《胭脂扣》的改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作品名字的改变。……第二,故事发生地点的改变。……第三,故事发生时间的改变。……第四,增加一个重要角色——美眷。……第五,对原著表现剧种的改变。……此外,人物、情节、风格、立意等均有所改变与再创作。”该文第三部分系介绍沪剧《胭脂盒》的主要看点,其中写到:“综合以上对原著的改编、调整、重构,可望形成几个新看点。第一,沪剧版《胭脂扣》。《胭脂扣》从小说到电影到舞剧,始终是读者与观众的关注热点。沪剧《胭脂盒》借助原著的广泛影响,可望先声夺人,唤起观赏兴趣。第二,上海版《胭脂盒》。……第三,演员一饰两角。……第四,沪剧演员演唱评弹。……”
  2010年1月5日-7日、2010年11月19日-20日,沪剧《胭脂盒》分别于天蟾逸夫舞台进行了五场演出,票价分为50元、80元、120元、180元、280元四类。2010年3月19日,电视七彩戏剧频道播出了沪剧《胭脂盒》。作为世博期间上海园区外文化演艺活动的组成,2010年5月21日、22日,沪剧《胭脂盒》分别于天蟾逸夫舞台进行了演出。作为2010年“文化遗产日”非遗系列活动,2010年6月10日-13日,沪剧《胭脂盒》于松江大舞台进行了演出。
  2009年,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对上海沪剧院的沪剧《胭脂盒》项目进行了资助,资助金额为28万元。根据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2009年度资助项目成果报告书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2009年度资助项目“沪剧《胭脂盒》”的专项审计报告,沪剧《胭脂盒》截至2010年于天蟾逸夫舞台进行的三场首演,包括基金会资助款、自备款、门票收入在内的实际收入为1051009.89元,包括主创人员稿酬、舞美制作、排练创作、正式公演成本等在内的实际支出为1051009.89元。
  另查明:2010年1月21日,上海沪剧院员工刘平向原告法定代表人戴妍发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两个附件:关于李碧华女士小说《胭脂扣》改编为沪剧《胭脂盒》的致歉函和关于《胭脂扣》小说授权改编合同。在致歉函中,上海沪剧院承认沪剧《胭脂盒》系根据香港著名作家李碧华女士小说《胭脂扣》改编,并公演于上海逸夫舞台,并对这次改编与演出未能及时与李碧华女士达成版权的授权与相关合作事项表示歉意。另上海沪剧院草拟了针对《胭脂扣》改编成沪剧舞台剧的授权改编合同,上海沪剧院愿支付对价版权转让费五万元以及相应的上演税。
  原告为本案支付律师费人民币20,000元、公证费人民币2,000元。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著作权人依法享有改编权,未经许可擅自改编他人作品予以公开发表,使用改编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进行演出,未取得原作品著作权人许可的,均属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依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主要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原告是否受让取得涉案小说《胭脂扣》的著作权;二、沪剧剧本《胭脂盒》是否系小说《胭脂扣》的改编作品;三、被告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针对上述第一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在作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认定权属的证据。本案中,李碧华是小说《胭脂扣》的作者,享有《胭脂扣》作品的著作权。原告以《著作权转让合同》和《版权转让证明》来证明其受让取得《胭脂扣》的著作权。该《著作权转让合同》系原告与李碧华于2008年8月31日在上海签订,并非域外形成的证据,根据合同约定,李碧华将小说《胭脂扣》包括改编权在内的系列著作财产权转让给原告。而《版权转让证明》,系李碧华于2008年9月8日出具,经香港公证,证明李碧华于2008年9月8日起将包括所著小说《胭脂扣》、《霸王别姬》、《青蛇》和《生死桥》等作品与所著小说有关的大中华地区一切版权及相关权利转让予原告。上述两份证据关于原告受让取得《胭脂扣》著作权的内容一致,被告虽主张李碧华签字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可以认定原告受让取得涉案小说《胭脂扣》的著作权。而对于《版权转让证明》同时涉及2008年9月8日至2014年9月7日期间,在大中华地区所有与李碧华上述所著作品有关的一切事宜均由原告进行操作执行,原告对此解释其与李碧华还有其他代理合作关系,如联系李碧华本人出席一些活动,本院对此予以认可,故对于被告关于《著作权转让合同》与《版权转让意向书》内容相互矛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争议焦点二也系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根据著作权法规定,改编权是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相较于在先作品,改编作品具有独创性,构成了新作品,同时,改编作品与在先作品之间又必须具有表达上的实质性相似,只有在保留在先作品基本表达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在先作品创作出新作品,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改编行为,否则该改编完成的作品即属于独立创作完成的新作品,与在先作品不存在关联,亦不涉及对在先作品的侵权。而基本表达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涉及对两部作品相似成分的比对,在相似成分中应首先剔除在先作品中的思想成分、非独创性表达成分,再判断相似的独创性表达成分是否足以构成实质性相似,即是否保留了在先作品的基本内容、核心情节,从而构成改编作品。
  本案中,原告认可被控侵权作品《胭脂盒》在人物、故事情节、主题思想等方面较之原作《胭脂扣》具有较大程度的改变,符合独创性的要求,双方争议的实质在于被控侵权作品《胭脂盒》是否使用了《胭脂扣》的基本表达,两者是否具有表达上的实质性相似。
  首先,针对原告主张的《胭脂盒》与《胭脂扣》主要情节的相似。原告认为,两个故事的主线一致,均为相遇、相爱、父母反对、殉情自杀、男主人公获救女主人公死亡、重逢。而在具体情节上,原作中的花牌与《胭脂盒》中的对联相似,两部作品的时代背景相似,父母反对的原因均涉及男女主人公社会地位悬殊,男主人公均另有家庭安排的婚约,在自杀环节中均涉及吞鸦片自杀,男主人公均被家庭所救,之后男主人公均意志消沉。被告则认为该故事主线属于戏曲文学的母题,而非某小说的独创,且两部作品在具体情节上亦不相同。
  根据庭审查证,在故事主线上,虽两部作品均涉及身份地位悬殊的两人相遇相爱,受家庭阻挠,为爱殉情,一方获救等,但在具体情节的开展、关键情节的设置、各个情节之间的逻辑关系等方面,两者存在显著区别。如在关键的殉情情节,原作中因男主人公无法承受落魄的生活决定重回家庭,接受家庭安排的婚约,女主人公因爱生恨,单方殉情,并以安眠药毒害男主人公,不存在两人的相约殉情,而《胭脂盒》中系因发现女主人公与男主人公的父亲曾有一段往事,两人的爱情不为时风所容,故相约殉情;男主人公获救后,原作中重回家庭,娶妻生子,后家道中落,遂抛妻弃子去做群众演员,而《胭脂盒》中,男主人公获救后与家庭决裂,一直化名隐身书场做杂役,默默忏悔20年。此外,两部作品存在的个别细节的类似,主要涉及:1、《胭脂扣》中陈振邦送了如花一个生花扎做的对联花牌“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胭脂盒》中陈振邦和如花首次以男女档登台唱评弹时,为讨个彩头,写了幅对联贴于台柱上:“如梦如幻水底月,若即若离镜中花”。2、《胭脂扣》中陈振邦有一个指腹为婚的未婚妻,《胭脂盒》中陈振邦亦有一个父母安排的未婚妻。3、原作中女主人公吞鸦片自杀,《胭脂盒》中男女主人公喝鸦片酒自杀。
  本院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表达可以包含故事的结构,故事的情节,包括主要事件、事件的顺序、人物间的交互作用及发展等。固然对作品情节的描述可以有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然并非所有的情节均属于表达,受著作权法保护,作为表达的情节本质上还是表现为具体事件和矛盾冲突,用以塑造人物性格、表现作品主题,有一定的具体性。当对作品的故事情节概括抽象到一定程度时,其已脱离表达范畴,属于作品的思想,不受著作权法保护。该种思想与表达的区分,仅能根据个案情况综合判断,越具体的情节,成为表达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因故事情节与人物塑造、主题表达密不可分,往往越具体的情节越能体现人物的塑造、主题的表达,而越抽象的情节则越不涉及人物与主题,故在思想与表达区分的模糊区域,情节与人物塑造、主题表达的关系对于判断情节是否属于表达亦具有一定的作用。此外,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仅限于独创性表达,不涉及对作品中借鉴前人成果部分表达的保护。
  本案中,两部作品在相遇、相爱、父母反对、殉情自杀、获救、重逢各个情节的描述及展开方面均不类似,已构成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两者相似之处仅能抽象到身份地位不同的两人相遇,冲破家庭阻挠相爱,爱情历经曲折,最终一方殉情一方独自存活。该相似之处过于抽象和普通,难以认定仍属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他人亦可基于相同的主线创作出不同的作品,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表达不同的作品主题。事实上,本案中,两部作品的人物塑造与主题表达即截然相反。在人物塑造方面,原作中男主人公是一个优柔寡断、缺乏独立精神和谋生手段的人,与女主人公相恋后与家庭决裂,因缺乏谋生手段和经济来源,终向家庭屈服,决定与女主人公分手;女主人公则是坚贞、决绝,为爱不惜一切不择手段,当其知道男主人公准备放弃她重回家庭时,宁愿选择谋杀男主人公后一起死亡,也不愿放手;而《胭脂盒》中男主人公是一个酷爱评弹、勇敢果断的人,不屈服于家庭包办婚姻,毅然与女主人公相爱,并辞去家庭安排的工作,一心向女主人公学唱评弹,勇于破除旧风,鼓励女主人公以女子身份登台演出;女主人公亦酷爱评弹,既有阴柔的一面,又有决绝的一面,出身评弹世家,女扮男装登台弹唱评弹,亦梦想着以女子身份唱评弹,在男主人公的鼓励下以夫妻档登台表演,在爱情无望时,愿意为了评弹为了爱情殉情。在主题表达方面,原作从一个妓女、女鬼对爱情的坚贞执着,让人体会到爱之深恨之切的刻骨铭心,对比现代人对爱情的摇摆不定,体现对传统古典爱情价值观的迷恋和渴望;《胭脂盒》则传达了一种积极的观念,爱不是绝望的死,而是希望的生,实现两个人共同的梦想亦是对爱情的诠释。综上,结合故事主线的抽象性以及作品主题、人物塑造的差异,本院难以认定两部作品在故事主线上的相似仍属作品表达的近似。事实上身份地位不同的两人相遇相爱,因家庭阻挠,为爱殉情的故事亦是众多爱情题材小说的流行主题,很难说该主线具有独创性。即使涉案故事主线的构思属于原告独创,但思想的独创并不受著作权法保护,新颖性也非作品要件,他人亦可使用相同的主题创作出不同的作品。对于原告主张的男主人公均有家庭安排的未婚妻,以及吞鸦片亦或喝鸦片酒的自杀方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特定时代背景下,这样的故事构思并不具有独创性,且上述情节亦是故事展开的背景情节,并非承载原作主要内容的基本表达。而花牌在原作中是男主人公追求女主人公的道具,并不足以构成原作的基本表达,即使《胭脂盒》中的对联使用了与原作字面意义近似的花牌,并不等同于使用了原作的基本表达。综上,本院难以根据两者故事主线及情节的相似认定胭脂盒侵犯了原作的改编权。
  其次,关于原告主张的两部作品主人公姓名和人物关系的相同。男女主人公均为陈振邦和如花,两人均为恋人关系,身份地位亦均有一定的差异。本院认为,著作权法保护作品中的独创性表达,包括人物的特征性外貌、人物的性格、人物之间的关系等,然区别于美术作品等以人物特征性外貌为主要保护对象的作品类型,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塑造往往融于故事情节中,与故事情节的展开密切相关。当通过情节塑造的人物形象越鲜明,越具有独特性,其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可能性越大。主人公姓名则仅是作为人物塑造中的一部分,与特定的人物性格相关联,具有特定化的意义时,才有可能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本案中,如上所述,两部作品关于男女主人公的个性塑造存在较大差异,亦均未涉及人物外貌的特征性描写,而恋人关系又是小说作品的最普通的人物关系,如将《胭脂盒》中的男女主人公姓名加以替换,则一般读者阅读后均会认为讲述的是另一个全新的故事。在此情况下,脱离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仅就主人公姓名和恋人关系难以形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独创性表达。
  另外,关于原告主张的两部作品名称类似。经庭审查明,原作中胭脂扣系一个挂件,是陈振邦送给如花的信物,最终被如花丢弃。胭脂盒系装化妆品的盒子,如花遇到陈振邦前曾有一个胭脂盒,后陈振邦又送给她一个法国产胭脂盒,并将旗袍装予其中,揭开了如花女扮男装唱评弹的故事;后两人登台唱评弹,被陈母砸场时,房契从胭脂盒中掉出,又揭开了如花与陈振邦父亲的往事,导致两人之后的殉情;二十年后,陈振邦亦从胭脂盒中取出长衫与美眷登台共唱评弹。本院认为,胭脂扣和胭脂盒分别对于两部作品而言,其意义是不同的,原作中胭脂扣仅是一个信物,而《胭脂盒》中,整个故事情节围绕胭脂盒展开。再则,作品名称仅是原作的组成,小说整体享有著作权并不意味着作品名称亦同时享有单独著作权。事实上,仅就作品名称而言,属于公有领域的词组,并不具有独创性,即使纳入作品考量,作品名称亦不属于承载原作主要内容的基本表达,故本院亦难以根据两者的近似而认定《胭脂盒》侵犯了原作的改编权。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主张权利的小说《胭脂扣》与被控侵权剧本《胭脂盒》在基本表达上不存在实质性相似,因此,剧本《胭脂盒》不构成对小说《胭脂扣》的改编,原告关于三被告涉案行为侵害其对小说《胭脂扣》享有的作品改编权的主张不能成立。尽管被告上海沪剧院曾在致歉函中承认《胭脂盒》改编自《胭脂扣》,然是否侵害改编权属于法律判断问题,并不以被告的主观判断为依据。而对于原告关于沪剧《胭脂盒》借助了原作影响力的观点,本院认为,此与本案是否侵害作品改编权的认定并无关联。在原告关于三被告涉案行为侵害其对小说《胭脂扣》享有的作品改编权的主张不能成立的前提下,其要求被告承担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某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50元,由原告上海某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